第四·人情社会

《西游记》中的神佛世界乃是明朝中后期社会形态的真实写照。这一点，研究者已经论述得很详尽。比如最高统治者的昏庸、自私、贪婪、残暴；官员的贪污腐化、贿赂公行；下层百姓民不聊生。……这些，在作者的“嬉笑怒骂”中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。对此，毋庸赘言。

但同时，我又从书中体会到：中国社会是一个根深蒂固的“人情社会”。这种说法也许很不科学，然我不是专业学者，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法，只好杜撰。

《西游记》中有一段很奇特的描写，就很能说明问题：第十回，唐太宗被泾河龙王告到地府，准备去地府与其对质，行前，魏征说自己在地府中有熟人（崔珏）是地府判官。可以给其写信，托他照顾。太宗拿到这封信才觉踏实。果然，到地府：

“那判官看了书，满心欢喜道：‘魏人曹（魏征）前日梦斩老龙一事，臣已早知，甚是夸奖不尽。又蒙他早晚看顾臣的子孙，今既有书来，陛下宽心，微臣管送陛下还阳，重登宝阕。”

  这里最值得玩味的是：一个皇帝需要靠臣下的人情请托；而崔判官也不忘提及魏征在照顾他的后代子孙，他欠着魏征的情；因有熟人请托，他大包大揽保证送太宗还阳（他在地府其实并没有决策权）。果然，他借查生死簿的机会，把唐太宗的年限加了两笔，使其阳寿多出二十年。

  作者把 “人情社会”表现到了极致。在这里，人情甚至比至高无上的王权都有用，都吃得开；在这里，人情比法律大，官员为了还情，可以公然作弊，而且丝毫没有愧疚感，似乎这样做很正常，很自然。也许有人认为：这是作者借此讥刺社会的腐败。我以为，仅就这段故事来看，恰恰相反，作者正是想通过这样的描写表达贞观盛世时期，所谓“明君贤臣”之间充满浓厚的人情味儿的、其乐融融的关系。这也正是历代儒生们理想的君臣关系。

    由此看来，作者在本书中所表达的伦理倾向是矛盾的。他一方面对吏治的腐败进行毫不留情的讽刺和鞭挞；《西游记》第三十七回，乌鸡国王被妖精推到井里淹死，鬼魂儿到唐僧处诉苦，唐僧问他为何不到阎王那里去告，国王鬼魂说：“他的神通广大，官吏情熟，都城隍与他会酒，海龙王尽与他有亲，东岳天齐是他的好朋友，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兄弟。因此这般，我也无门投告。 作者很清楚“人情”对吏治的腐蚀。他讽刺阿傩向唐僧索取“人事”，可谓入木三分。而他却对唐太宗、魏征们在“人情的温柔面纱”遮掩下搞的“猫腻”赞赏有加。这不光是作者的矛盾，它更是我们这个“人情社会”与政治伦理的矛盾。

    其实，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    李泽厚先生说：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，我以为是氏族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。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 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。

他还说： 以氏族血缘为社会纽带，使人际关系（社会伦理和人事实际）异常突出，占据了思想考虑的首要地位……。李泽厚《试谈中国的智慧》

我们中国人的血管里流淌着从远古传下来的“人情的因子”。有时我们活得很辛苦。我们毎办一件事，都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。“朝里有人好做管”，固然是好的。没有人，也会想尽办法，七拐八拐地托人；“人情”已经成了送礼的代名词。我们也像吴承恩一样处在矛盾中：我们搞不清现实生活中“人情”和“人事”的界限；我们痛恨腐败，但是我们却在为了把事情办成，想方设法去送“礼”，成为社会的“腐蚀剂”。

这种矛盾如今要比吴承恩时代更加尖锐。前两天看报，说某镇政府搬迁，向下面各村敛份子钱。受到舆论批评后，还振振有词，说我们是几千年的礼仪之邦，此种送礼是传承已久的民俗。凭心说，镇干部的说辞未必全是狡辩。各种名目的送礼，别说在当今的农村依然很盛行，就是在大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？一个单位或搬迁，或“大庆”，相关单位都会“有所表示”，更遑论其下级单位，你问他敢不“上供”吗？

但是，建立现代的、法治社会又必然要和我们文化传统中的许多东西发生碰撞。必然要揭开“人情面纱”遮盖下的丑恶。当然，这在中国是要困难一些的。然而，历史总是要往前走的，在前进的路上，我们也会抖掉身上的尘土。